1、戴氏生当乾嘉之世，考据学大兴。然而此时考据学去炎武已远，儒家知识主义的弊端渐渐显露出来。以惠栋为代表的只“求其古”不“求其是”的考据学理念盛兴，身为阎若璩嫡传弟子戴东原则力排众议，“空所傍依，唯求其是”，以考据学为其根底而标举义理的旗帜，实则是续接了顾炎武的考据“致用”和颜李之学的躬行实用的“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的传统。胡适评价说，戴东原的哲学就是顾学同颜李之学“结婚的产儿”(143)。而后世最为明了戴震良苦用心的是章太炎，他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酷虐，却不晓得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册子，他的书上并没有明骂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没有不深恨满洲。这一件事，恐怕诸君不甚明了。” (144)
2、一个人对了，一个国家就对了。你是什么样，社会就是什么样。
3、(2)主动。宋明亡国之痛，皆因主静之祸。故而，习斋深诋主静：“朱子‘半日静坐’，是半日达麽也，‘半日读书’，是半日汉儒也。试问十二个时辰那一刻是尧、舜、周、孔？宗朱者可以思矣。”(108)并且开出了“药方”：主动：“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可言习动。”(109)“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一天下强，益自信其考前圣而不谬矣，后圣而不惑矣。”(110)颜习斋关于“动”与“强”的论述对晚清五四的影响极大，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显然有其回音。
4、尼采声称自己的哲学思考是“重估一切价值”，并且认为自古希腊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不过他又认为耶稣基督是个例外。所谓重估一切价值实际上就是推到一切重来的意思，显然，他很清楚自己将亲手终结一个时代，并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实际上，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就其思想结构和文化行动而言，同晚明诸子非常接近，可以说是西欧的第二次文艺复兴。首先，尼采和晚明诸子都是要回到一个文明的健康生命的源头，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所采取的行动也几乎一致：其清理“新教伦理”的幽灵，所谓“敌基督”、反儒学禅宗化；其清理知识传统，在尼采，则表现为批判苏格拉底，诋毁一切知识传统，略有不同的是，晚明大部分知识分子却是要利用这个知识传统来恢复健康文明，唯颜习斋与尼采接近，但颜并不批判孔子，不过在抨击知识传统这一面，颜习斋可谓是中国的尼采，“读书就是砒霜”不就像尼采说的话么？他们不但在造就“新我”——恢复健康鲜活的生命力(尼采称之为强力意志)上意见一致，对待“旧我”的思路也很接近，即那个颓废的“旧我”表面上看是世俗的产物，然而骨子里面却是“新教伦理的”，即宗教世俗化的“自我”。要复回到健康鲜活的生命力(强力意志)，则必须扬弃颓废的“旧我”，而通过“复古以革新”的方式(永恒回归法则或天运螺旋形循环法则)重造一个“新我”。
5、这样的生命力“颓废与堕落”的风气一路发展下来，到了唐王朝中期就形成了一种积重难返的局面，遂爆发了藩镇豪强的“安史之乱”。以此为契机，中国文化形成了一次大调整，从而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从世俗层面开启这一运动的历史性人物就是公元9世纪之交的韩愈。
6、但人存政举，使奉行不至；则革弊之法，反为流弊之源。
7、周敦颐说，太极就是0版的无极，好比一款2D建模的电脑游戏要向3D转型了，开发系列中的一代过渡产品，有些体验功能前瞻一下，吸引你的眼球。紧接着开天辟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
8、但无论如何的变换说法，血液里流淌着章实斋史学传统的胡适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话题最终的指向性都非常明确，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当下及其实践。因此，《中国传统与将来》的演讲最后，胡适总结道：“总而言之，我深信，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没有毁灭，而且无论如何没有人能毁灭。”(43)以“中国文艺复兴说”来推演五四及其以来的传统与现实，所激活的不仅仅是晚明资源，而是一个更长时段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在这样一种学术路径当中，人类历史的文化传统不是“被对象化”的处理，而是永远处在“被激活”的状态，并且传统本身就在参与构建我们当下的文化及其实践。
9、文学复古是自晚明以来的长远目标，即回到民族健康鲜活的文化源头，复归强力之生命。但所复归的强力之生命并非是为了拿来欣赏，而必须是投入到当下的实践场域中去，这样看，文学复古最终必须到排满的实践中去。但文学复古并非止于排满，即排满成功之后，依然有一个文学复古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文学复古在排满中又表现为两种“复古”：其就是回到民族健康鲜活的文化源头；其此外，还有一个“小复古”，那就是以晚明为对象的复古。
10、(2)以比较史学的视野为方法。东亚与西欧历史在某个层面上具有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正是比较史学得以成立的前提。宫崎市定的中国史研究其实质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称性的比较史学之上的。(53)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说”从根本上说也是属于此类，不过流于粗疏。(54)
11、顾炎武《日知录》(1936年，万友文库版)
12、“晚清中介”说。这一研究路径的构成成分比较复杂，总的来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主义”的产物。此研究路径注意到了“新文学源流说”中对晚清的忽视，从而将研究的重心从晚明挪向了时间更为接近的晚清，但也不乏以晚清为晚明与五四中介的研究。代表学者有李欧梵、陈万雄、王德威、陈平原、王汎森、关爱和、夏晓虹等。概而言之，前三位海外华人学者的思路接近“文学”舶来说，着力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梳理晚清到五四的源流。2002年，王德威同陈平原一起主编了《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表明其开始关注晚明同现代之关联的问题。如前所述，近期他又将五四文学“现代性”的源头追溯到了晚明。关爱和则因为是任访秋的弟子，其对晚清同五四关联的研究或许着意在补救师门对于晚清的遗漏，也因此，他的研究时时返顾晚明。1993年他在《历史潮汐与文学回声——晚明至五四文学变动掠影》(19)一文中首次注意到“两个晚明”的问题，即在王学左派以及公安派、竟陵派之外，还注意到以顾炎武、王夫之为首的经学派及其文学影响，并认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压制和扼杀了前者的影响，但他依然在文中指出研究者们要注意以“顾王”为首的晚明这一派的影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这一研究路径当中的另外三位的学术理念较前几位略有不同，在某个层面上有“新文学源流说”同“文艺复兴说”联姻的趋向，更加注重“传统的再造”问题。夏晓虹的学术领域主要在晚清，以梁启超研究以及晚清女学研究见长，但不时也会涉及晚明与五四的相关问题。(20)陈平原同王汎森的关注点就其范围而言，有许多相近的地方，皆关注晚明至五四的的这一段历史，但学术背景和学术趣味略有不同。陈本业为文学，其研究略偏文人趣味一些，比较接近周作人的气质与思路，而学术史的路径则贴近梁启超。王出身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其史学著作更趋于思想的一面，堪比余英时，然而更客观理性一些，没有那么多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与意气。这两位学者的研究路径都值得关注。陈平原、夏晓虹二位的门人当中，不乏研究晚清民国的高手，其中尤以王风为代表。(21)不过单就晚明问题而言，则2008年秦燕春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22)一书是这一研究路径上的重要成果。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非常全面，为这一领域提供极为珍贵的参考文献。然而缺点也很明显，或许是学术趣味的缘故，整本书只重历史的整理与叙述，而缺乏“史识”的关照，如同其“尾声”标题“回归书斋的‘晚明’想象”所标示的那样，该书的写作始终囿于“书斋”之内，而毫无溢出之意。
13、换句话说，阳明心学“心外无物”、“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是将人自我修养拔高到了“人之本性”的高度，这里的“知”，是生来就有的“良知良能”，而“行”，不仅要求的是具体行为，更囊括了指导“行为”的“念头”。某种程度上说，王阳明的这种观点，也有批判“心口不一”、“口是心非”、“伪善”等行为的意味。启发：为难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从阳明心学汲取能启发当代人为人处世的智慧，颜小二想说，我们能从王阳明“心外无物”及“知行合一”中了解到，“山花”之所以是“山花”，是我们的“心”赋予了其意义。推而广之，他人的中伤、埋怨，甚至是侮辱，之所以可以对我们造成伤害，在于我们“赋予”了外部世界相关人和事的“伤害”意义。
14、《戴东原的哲学》，初稿1923年，定稿1925年； (244)
15、心无外物，物以心生。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
16、因此，本文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试图打破这种原有的阐释框架，而提出一种全新的“平行-会合”的史学阐释范式。能够支撑这样一种阐释范式的根基则是建基于“循环史观”之上的长历史时段视野。基于这一历史视野，本文提出一种假说，即人类有一个共通的最为根本的根基性认识，那就是保持“种”的健康与鲜活的生命力。然而所有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端，即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原初的鲜活健康的生命力就会被遮蔽与弱化，于是人类常常会有一种“原始主义的”的冲动，试图复回到生命力之健康与鲜活的源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即胡适所谓的“再生”。
17、世间之事，有些看似礼实则非礼；有些看似不雅，本质上却是礼貌。
18、稻盛和夫哲学理念在中国落地：外部生态环境挑战
19、但是，良知只是被遮蔽，而不是消失，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还是知道对错的。
20、大反动的总的思想是恢复健康活泼的生命力和家国天下的匹夫担当，颇类似于尼采的“回到苏格拉底以前”，追寻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生命沉酣。为了实现这一思想，晚明诸子有种种的途径，据梁启超总结，大概有以下四种：以顾炎武、阎若璩为代表的考据门；以黄宗羲、万斯同为代表的史学门；以颜习斋、李刚主为代表的躬行门；以王锡阐、梅文鼎为代表的天文算术门不过梁启超应该还遗漏了一门，即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义理门。所以算起来，应该一共有五个门类。当然，这种大分类只是取其大者而言，就小的方面来说，也并非彼此泾渭分明，而常常是呈犬牙交错的状态。本文以下拟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门类结合论文主题，作尝试性论述：
21、所有的人都站在一边并不一定是好事，比如他们都站在船的一边，最后的结果就是船翻人亡。
22、这次调研受到了北京盛和塾和日本立命馆大学稻盛和夫研究中心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研究历时整整2个月时间，十分紧张。北京盛和塾为我们提供了被访人员和问卷调查参与者。调查方法包括文献分析、公司访谈、问卷调查。设计问卷之后，北京盛和塾协调盛和塾网上问卷调查。调研覆盖中国24个省级行政区，涉及25个行业，3000多人次，95%以上的受访者或受调者为企业高管，回收552份问卷反馈(502份有效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