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格拉底就义当天，柏拉图因为生病，没有在场，达维德的画作中却出现了柏拉图的形象：他身穿白袍，端坐在苏格拉底床尾，低头沉思。达维德在柏拉图身下的石凳上签名，解释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柏拉图。达维德把柏拉图画得和苏格拉底一样大，而不是像实际那样比苏格拉底小约30岁，而且，让柏拉图穿上与苏格拉底同样的白色袍子。
2、他的理由是：我已经被国家定罪，如果我逃跑，法律就会失去它的效力和权威。法律失去了权威，正义也就不复存在。这不是悲剧的声音，这是一个智者试图解释法律真正含义的生活——法律只有在被遵守时才具有权威性。只有法律确立了权威，才有国家秩序和社会正义。
3、显然，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早已经意识到，像如今的辞典一样给正义下个简单的定义，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如同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正义而又幸福的人那样难(不知颜回能不能算？)。
4、人类文化传统中存在相当丰富的艺术图像。19世纪开始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正是从古老的艺术品中——建筑、碑刻、神像、雕塑、壁画、金银器、钱币等——猜想、推论和解读古文明的密码和讯息。这些艺术图像与文字文献一样，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思想的表达。以这些艺术图像为主体，通过借鉴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开创的艺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解读图像中的法律主题及其蕴含的历史和思想，是“法律思想与艺术图像”专栏的初心。
5、柏拉图之前的哲学家的言论，都是以片言只语、破句断文留下来的，史称“残简”。
6、从苏格拉底之死，可以衍生出许多人口哲学问题。人口学研究包含研究生育与死亡的规律，简言之，也就是研究生死问题。生育、死亡、迁入、迁出决定一个人口群体的生命状态以及一个人口群体的代际更替。苏格拉底被控的罪名是“不虔诚”和“腐蚀青年”。可见雅典人当时非常重视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培养，因为青年一代人是城邦的未来和希望。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苏格拉底是青年一代的导师还是腐蚀青年一代的坏人？由谁说了算？是由雅典的青年人口群体决定还是中老年群体决定？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审判苏格拉底的公民大会的投票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无从知道投赞成票的281人中究竟年轻人多还是中老年人多。但是我们可以追问，仅由500人投票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雅典在全盛时期的人口有30多万，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是奴隶和外地人，而在自由人中，2/3以上是妇女和儿童。即使排除了奴隶、外地人、妇女和儿童之后，剩下的人也不全部具有公民的资格。有投票决策权的公民还需要具有土地财产和其他资格。因此按照现代人的观念，苏格拉底时期的雅典民主，只不过是由少数具有公民资格的人口进行统治的寡头政治。
7、在这个层面上看，苏格拉底的死具有革命的意义，具有宗教的救赎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将哲学家献身、苏格拉底之死的正义，理解为个体为群体牺牲的正义。城邦正义的实现，依赖于通过哲学王“唤醒”的个体正义的实现。如前所述，苏格拉底的正义不是“关系”之中正义，而是主体内在的秩序；通过理性得出的是非判断，是对“事”的正义，而不是对“人”的正义。哲学家的献身，根本原因仍然出于哲学家自身，他为了践行“知识和信念”。(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意义)。
8、在就义的当天，苏格拉底与门徒最后的谈话，仍然围绕“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说，他相信有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善、绝对的美，只有运用单纯的、绝对的理智，才能寻找单纯的、绝对的实质。如何运用单纯的、绝对的理智呢？当灵魂凭肉体观察的时候，就会带入变化无定的境界，迷失方向；而灵魂独自思考的时候，就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因此，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就得甩掉肉体，用灵魂观看。那么，我们要求的智慧，要等死了才可能得到。
9、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之口对于这套价值体系的追寻，就是从追问何为正义这个概念入手的。有人说，正义的表现之一是归还债务，这似乎是个听起来不错的常识。但是，苏格拉底继续设问，如果你在一个朋友疯了的时候归还以前借走的一把刀，显然是不正义的；同样，借了敌人的刀不还，就如同对敌人行骗一样，也可以视为是正义的。凡此种种，这般诡辩术式的争论，是不会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10、至此，公民大会真正成为全体公民的大会，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为雅典确立了民主政治，而公民大会被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从此，公民大会逐渐成为公民们参政议政和平民领袖们献计献策、斗智斗勇的最重要舞台。
11、人口学中最重要的分析方法之一是队列分析，形象比喻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一浪更比一浪高，还是一浪更比一浪低呢？每年的出生人口队列就相当于一个浪。如果一浪更比一浪高，那就是一个增长型的人口，如果一浪更比一浪低，那就是一个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学过人口学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生育水平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那么这个社会终将进入人口缩减状态。澳大利亚人口学家卡德威尔称之为“人口塌陷”。一个人口塌陷型的社会遇到的挑战并不比一个人口增长型的社会少。
12、接着，苏格拉底(实际上是柏拉图)，运用算术与几何，算出了一个“柏拉图数”(通常认为是216)。而后，柏拉图认为，如果那些统治者后备军，违反了这个“数”而交合，就会生出身心不优美、时运不济的孩子来，就像金属中有金银铜铁不同的质地，金子混入杂质之后，就会产生不一致、不平等、不和谐，引发分歧和叛乱，从而使理想国不复存在。
13、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关注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苏格拉底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苏格拉底以他的实践和人格为后世哲学家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14、苏格拉底被判处极刑则与其在法庭上的表现有关，说苏格拉底主动求死也不为过。雅典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是由50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本来，凭苏格拉底的智慧完全有能力准备一份雄辩有力的辩护词，凭苏格拉底的辩护能力完全有能力说服陪审团中的多数成员站到自己这一边，但苏格拉底不愿向徒有其表的民主制屈服，宁愿一死也不屑于利用其认为的失去了精神内核的、被民主派利用的其时民主制的缺陷为自己获取背叛了灵魂的身体的自由，他不能容忍让自己的活命替徒具外壳的雅典民主制作最后的辩护，，如果自己利用言论自由、获得多数人支持而获胜的话，这将不是我的胜利，而是雅典现行民主制的胜利，这是一个阴谋，如若这一阴谋得逞的话将是对自己、对民主制的精神都是灾难和悲哀。在法庭上，苏格拉底目中无人、口出狂言，毫无畏惧地声称自己的言行是遵循了自己的神灵的旨意，这一藐视法庭的傲慢态度将陪审团中的多数成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判定自己有罪。在量刑表决是否判处饮鸩自尽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交付一笔赎金，可以把妻儿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或直接向陪审团低头，请求自愿流放，这样做都可以使自己免于死刑判决，如若苏格拉底这样做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这些做法都是民主派愿意看到的，甚至是梦寐以求的，这比将苏格拉底处死还要过瘾。然而视正义等德性胜过生命的苏格拉底怎么可能让民主派得偿所愿呢？他说：“我不是因为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才被判有罪，而是我没有厚颜无耻地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献媚。你们愿意听我哭泣哀号，愿意我去说些和做些我认为毫无价值、而你们习惯于从别人那里听到和看到的事”。并且他再次激怒陪审团，先是荒唐地、狂妄地要求陪审团宣布他有功于雅典，是公民英雄，后又提出缴纳为数只有1迈那的象征性罚款，令陪审团和在场公众哗然，苏格拉底决意赶走部分陪审团成员的犹豫不决和内心不安，似乎欲故意将陪审团手中的鸩酒抢过来送至唇边。(《克里托篇》)。
15、实际上，苏格拉底的思想远不止不于此。苏格拉底有个招牌式动作，他的手指总是指向天空的。读罢《理想国》便可知道，苏格拉底的所指，指向天空，指向太阳所代表的光明，指向人人都在追求的正义，指向人性之中的永恒的善，指向让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毕竟，如果没有一套令人信服的价值观作为依托和牵引，人生将会如无头苍蝇一般毫无意义。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16、(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弗拉-卡内瓦莱的油画《理想的城市》，象征信仰的教堂，指征胜利的凯旋门，代表竞技与娱乐的竞技场，以及法庭与住房，一样都不能少)
17、在政治角度而言，苏格拉底与这些寡头派关系密切，而其又对城邦的审判表示出来不屑的态度。所以，苏格拉底之死也有着某些必然因素在其中。
18、雅典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民主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它与现代民主是不同的，它限制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并且，也很难说，那些追逐欲望的强者，他们就一定是幸福的，人类所共有的道德律令，决定了人有天生识别是非善恶的良知，违背良知而去无限度地满足欲望、行不义之事，终将得咎于自己的良知，如果他良知泯的话。而如果良知已然泯灭，也就不能再称之为人类了。
20、 相传，苏格拉底师徒有一次关于什么是爱情、婚姻与幸福的对话：
21、挑战现实、勤于哲学思考、追求真知的苏格拉底，最终被污以“污染青年人思想”的罪名审判并处以死刑，不免让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然而，更让人唏嘘不已经的是，他死得那样从容不迫，以一个勇者、一个哲学家所特有的方式。
22、2000多年后，文艺复兴与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再一次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最终换来的，也只不过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眼中等而次之的民主政体。然而，人们所借助的思想力量，仍然少不了古希腊三位先哲。艺术家们拿起画笔，重现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伟大意义。
23、3)在前353年左右，柏拉图最后几年里，腓力二世的马其顿王国崛起，雅典不仅强权不再，而且强权看来已经难复，到柏拉图死后九年——前338年希腊“科林斯同盟”的建立，雅典已沦为马其顿的属国。
24、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意义深远的事件，仿佛一则寓言，一个谜。他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方式，以一场浩大的审判，以法律正义的名义判处自己死刑，把自己生命的余烬，凝成一个死亡之谜，给后人留下了一道人文学科的“哥德巴赫猜想”。苏格拉底好像在为自己申辩，可是他又有意在死亡之中觅求真理，他的死仿佛是道德与法律的合谋。
25、达维德画作《苏格拉底之死》，描述了苏格拉底就义当天的情节。黑色背景下，身穿白袍的苏格拉底坐在光亮处，身边围绕着他的弟子、朋友，多是悲伤的神色。苏格拉底面容平静，右手伸向装有毒药的杯子，左臂弯曲指向天空，意喻他为了单纯的、绝对的理念，可以平静的、从容的接受死亡。苏格拉底向上的手指仿佛点亮了黑暗、恐怖、冷峻的牢狱，在众人的悲伤中，临终的苏格拉底平静之中仿佛饱含着激情。
26、苏格拉底被指控引入的新神是他所声称的指引他行动“灵异”。知识分子并不会对于苏格拉底的新神引入活动有过多的抵触情绪，但是出于这样一个容易被煽动的民众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27、对国际关系而言，生育水平高的国家对生育水平低的国家可能造成巨大的人口压力。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暴力冲突的程度在历史上受到了人口增减等因素的巨大影响，“一个文化中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19世纪欧洲人口激增，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欧洲人口涌入穆斯林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而20世界后期伊斯兰国家的人口爆炸式增长，又导致穆斯林人口大量涌入西方。由于基督教社会极力向伊斯兰教社会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并干预穆斯林社会的内部冲突，使得穆斯林与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度急剧下降。
28、柏拉图在讲述那个重回洞穴、失败了、被杀掉的哲学家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他死去的老师苏格拉底。摆脱桎梏的哲学家本不必重回洞穴，他重回洞穴是为了拯救被囚禁的同伴。不是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愿意承担这种的责任：“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良善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大部分的哲学家是这样的。但是，作为王的哲学家，需要某种为了整体而自我牺牲的责任。
29、(2)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30、真正的有论点、论证的完整的哲学文章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确切地说，是从柏拉图记录、撰述、甚至可能是伪托的苏格拉底的谈话录开始的。
31、但是，由于苏格拉底生前特立独行的为人风格和颠覆性的哲学理念，使他在身后也受了不少争议。自19世纪兴起的非理性主义在欧洲的迅速传播，关于以苏格拉底等人为首的理性主义者的争议也此起彼伏。
32、(5)CaldwellJC.Population:ExplosionorImplosion?(J).AQ:AustralianQuarterly,1999,71(4):28-
33、画面左边一组人物主要描绘亲人们有的陷入深深的悲哀，有的扶墙悲痛欲绝，为了突出苏格拉底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画家有意在画面前景地面置一打开的镣铐和散落的手卷本，这引起人们对苏格拉底铁窗生涯的想象，增加了对英雄的认识和崇敬。
34、他本不必重回洞穴，但是理想国中的哲学家是个保持纯真的初心、忘我执着的人。他回想起当初的穴居、那时候的智力水平、禁锢中的伙伴，于是凭着单纯的自我庆幸和为伙伴们的遗憾，仍然回到了洞穴。他讲述的外面世界的故事受到了嘲笑，被视为一个破坏现有秩序的怪人，被同伴杀掉。
35、柏拉图摇摇头说：“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但是最后空手而归！”
36、为了让这个理想国成为可能，苏格拉底为统治者群体设计了一个不需要家庭模式(毕竟有家庭存在就会滋长私欲)：让优秀的男人和女人只为繁衍后代而同床，并且后代并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谁，这样一个群体，就会一心一意为走向理性的统治而过一种圣人般的纯洁生活。而军队，也如同统治者一样，除了练好技战术、热衷于荣誉之外，也并不需要超过基本需要的物质享受。
37、我想，老天再怎么不公，也不至于天差地别，只把机会赐给某些人群，而对其他漠然不顾。恐怕是，有的人群抓住了权力，便再不放开，而有的人群虽然权力到手，却又立即抛弃，由于他们的偏狭和不相容纳。
38、苏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们越走越远，但是谁都无法从他们心中抹去这个虽然虚幻的名字――苏格拉底。
39、扩展开来说，今天的一切论文的形式及其要素，是由柏拉图奠定的。如无柏拉图，有可能我们还在说着《论语》和《道德经》的“之乎者也”类的句式，以隐喻、类比、感叹等修辞手法来代替语义的分析、逻辑的推理和事实的证明。
40、(雅克.路易.大卫的名画《苏格拉底之死》,1787年创作)
41、苏格拉底说：“差不多就像下面这样：一个这样制订和构筑起来的城邦，固然，是难以动摇的；但是，因为一切生成的东西都是有毁灭的，同样，这样一个构筑也不能在时间里永存，而是，它也将解体的。而这解体过程就像下面这样：不但生根于地下的植物，而且是生活在地上的动物，它们的灵魂和肉体都有繁殖生息和不妊不育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发生于这些族类的周期性的循环完成了的时候，而生命时间短的族类，这个周期就短，生命周期长的，这个周期就长。......尽管那些由你们训练出来充当统治者的人们是如此明睿，凭着他们的推算和官感知觉，他们也会失算的，这个时刻将会蒙过了他们，他们将会在某个不该当的时刻生育孩子。对于神性的创造物来说有一个周期，它是被一个完满的‘数’所包含的。”
42、等所有的灵魂都做出自己的选择之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命运之神，作为他一生生活的守护者和命运实现者，使它们的选择不可逆转。然后，再让他们通过遗忘女神的河流，忘掉这所有的一切之后，投生来到人间。
43、苏格拉底这种类似“共产共妻”的设计，初看上去似显荒诞，但只要看看之后欧洲封建时代贵族王室阶层及中国古代及现代的“门当户对”，我们也便知道，苏格拉底所言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而且除去私欲后的阶层固化，怎么都比强者的生杀预予夺好得多。
44、在苏格拉底看来，正义存在于“主体”之中，有城邦的正义，个人的正义。城邦的正义是城邦内在的秩序，是由个体之间的优化组合构成的秩序。一个人的正义，也是人的内在秩序，即理智控制欲望和情感，就是个人的正义的状态。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具有对称性。个人的正义得益于理性的控制， 城邦的正义也是如此。然而在现实中，每个人不会天然地认识自我，在社会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因此，城邦正义的实现需要内在的某种控制力，正像个体灵魂中的理智控制欲望和情感一样。柏拉图在这里引入了“哲学王”的概念，他认为，哲学王应当承担实现城邦整体正义的责任。
45、这样的文本，文采飞扬、气贯长虹，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没有道理，也经不起质疑和诘辩/verification。可能仍有文献经典，但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也诞生不了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放之四海和古今皆通的观点和语句——概念。
46、另一方面，哲学王却没有降临，民主的雅典和反制它的“理想国”都在落日熔金里同归于尽。
47、“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48、苏格拉底的精神世界,是真理的世界,苏格拉底的物质世界,是世俗的世界,苏格拉底宁愿选择真理而死,也不选择世俗而活。
49、苏格拉底无惧无悔地饮鸩自尽，但他知道雅典这匹血统高贵的纯种惰马一时不会从虚假的民主制的温床上醒来，老“牛虻”在叮咬完最后一口后遭到雅典镀了金的民主大棒棒击无悔地倒下了，苏格拉底闭眼的那一刻是无惧的、无悔的，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任何言行都合乎自己的神灵的旨意，自己的赴死也是去和神灵相伴，但他应该是有憾的，他至死都没有得到雅典民众的理解，即便在其死后，雅典公民仍然视他为雅典的公敌，认为他咎由自取、死有余辜。雅典的民主制也终究没有恢复它昔日的荣光。因此黑格尔将苏格拉底之死视为“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
50、用豆子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城邦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妮手、或者借主是、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它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做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城邦事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智者运动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冲击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只要不见诸于行动，类似亚西比德率军远征西西里之前出现的那种名目张胆的破坏神像活动，思想上、言论上的非正统信仰还是可以被容忍的。
51、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德和苏格拉底交往后使得城帮遭受了重大损失。
52、苏格拉底之死是对正义和法律的最高维护与忠诚
53、关于苏格拉底形象的解读，“最善良、最正直、最智慧的第一哲人”的形象，“殉道者”的形象，都源于柏拉图所讲述的苏格拉底，或者说柏拉图所相信的苏格拉底。
54、按中国人的观念，历史不会终结，也没有最后之人。原因在于每一代人都要创造自己的历史，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做好自己。人口哲学在此可以有何助益呢？人口哲学的启示是，现代人面临的生死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甚至是全球问题。
55、苏格拉底因为守法而死，但却是为了求得正义。为了求得正义而“服从”哪怕是不正义的法律，苏格拉底的就义和革命者的就义(那种为实现正义而“颠覆”旧秩序的行为)其实是不同的意思。
56、在公民大会上，由于大会辩论是必要的程序，并直接影响法案与政策的通过与否，同时也是公民政治上显露头角、树立威信的主要机会，因此活跃的政治家一定是雄辩的演说家。平民领袖在公民大会上提出了许多公民没有想到的看法、建议以供公民进行政策选择。普通公民对许多事情毫无看法，遇到不合自己胃口的演讲时，往往用集体鼓噪、呐喊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57、苏格拉底的理想国也不是一个男耕女织的世外桃源，中国读书人心中充满浪漫色彩的耕读梦，在苏格拉底看来是不能自足的。他的理想国有必须有分工明确的各色人等：农民、各种手工艺者、军队和护卫者(统治者)。其中各种角色的职守，是根据人各自的天性而定的，他举例说，让一个一让他学习就哈欠连天的人钻古代算术、几何、天文学等学科，并不是一个适宜的分工。那些天性喜欢实际操作的人适合当农民和工匠，天性热爱荣誉而争强好胜的，最好的职业是军人，而天性中具有哲学家天份的人，才是适合作统治者的人，因为这些人的灵魂被理性所主宰，再通过严苛的教育培养和层层淘汰，这样的统治者，职守于理性思考，不会被物质利益所诱而去追求过多的欲望，实际上就是一种不会犯错误的统治者(那位主张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而被苏格拉底驳倒的特拉需玛科，一直也在听苏格拉底的推演，但他无力反驳，不是会不会后悔说统治者也会犯错误)。
58、并且，到此并没有结束。所有恶与善的灵魂，都这有机会选择来世投胎时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动物。那们死而复生的人看见了那些灵魂们是怎么选择的：由于灵魂众多，他们要先通过的抓阄决定选择顺序，前面的人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那个拈着第一叫的灵魂，是一个从天宇中走下来的善良灵魂，一个城邦中前世的普通人，一下就选择了一个最大的独裁者的位置，既是由于心智不明，也是由于饕餮贪婪，未经对于一切方面做出审察便做了选择，却忽略了这里面潜藏着一个注定的命运————：他将噬嚙吞食他自己的孩子以及他自己所犯一切罪恶。在安静下来从容考虑这后，他捶胸顿足、哀怨呼号，后悔选择之前忘记了先知之神的劝导。而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此灵魂前世没有学会爱智慧的哲学思考。至此，柏拉图其实是在借灵魂之名，再一次强调了必须由哲人王担任世间统治者，以及即便为常人也要修行哲学的重要性所在。
59、人口学通常被称为是一门关于人类人口数量变化规律的科学。当学科发展进入到数理阶段时，说明该学科的发展进入到了一种精深的境界。然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也需要时时反思，循流溯源，以达到上下一贯、本末一体的境界。否则，对问题的研究容易陷入支离破碎，迷途难返。现代学科发展的弊病都在于此。
60、至于苏格拉底蛊惑青年，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罪名实际出于政治目的。公元前406年，雅典对没有出手援救生还者的海战指挥官予以审判，苏格拉底作为元老委员会成员，是唯一坚决反对不依法律而采用民主的方式进行集体审判的人。受他影响的朋友，有一些是反对民主政体的人，这些人参与了公元前404年推翻雅典民主政体的运动，其中包括克里底亚和阿尔西比亚德。但事实上，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参与三十僭主的任何政治活动。柏拉图和色诺芬也在多处文献中(包括《会饮》、《斐德罗》)，向世人说明，阿尔西比亚德的妄为与苏格拉底没有关系。
61、柏拉图叹了口起气说：“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无奈只好放弃；于是，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可是我越往前走，越发觉不如以前见到的好，所以我没有摘；当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原来最大的最饱满的麦穗早已错过了，只好空手而归咯！”
62、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苏格拉底是伟大的智者，他的死亡为何被称为“价值万千”？
63、苏格拉底住在奉行民主的雅典，但他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依然感觉到有所不满，因此不断批判雅典民主制度。此种行为有点类似于今天网络上的一些杠精。苏格拉底经常还把自己比作是一只牛虻，因为雅典好像一匹骏马，但由于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所以需要他这只牛氓紧紧地叮咬它，刺激它，从而使它能从昏睡中惊醒并焕发出新生。此处引用诗人艾青的一句经典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64、但就在这不可遏制的衰落时刻，上帝却安排了一个人类史上最聪明的大脑来作有效的见证和无效的挽救，这不免让后人唏嘘不已：柏拉图的老师死了、杀死他老师的雅典民主制也终于要亡了，但苏格拉底式的人物还是要死，并且不得好死——不会再象苏格拉底那样死得有尊严；另一方面，哲学王却没有降临，民主的雅典和反制它的“理想国”都在落日熔金里同归于尽。
65、评价的立足点,应该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并以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和法律为基本点,而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和观点去评价和讨论,而这样的做法,应该具有普适性。
66、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修辞性”的表述方式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
67、有人说，晚年的柏拉图因为叙拉古的政治失败，放弃了理想国、哲学王的构想，开始认识到法律在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将哲学王的统治现实化为法律的统治，从“人治”发展为“法治”。然而，通过我们对苏格拉底之死和柏拉图正义学说的解读，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柏拉图学说的一致性，也看到了《理想国》中西方法治的萌芽。它不是如何与现代法治精神相一致的那些规范和原则，而是构成西方法治传统——相信存在高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有通过理性能够看见，它能够帮助人识别现实世界；强调人和国家的正义内在于主体自身，而不是关系之中；人对正义之事的执着，表现为那种从世俗桎梏中解放，进入理念中的世界，陷入的“巴库斯的沉醉”而忘我，是自我从旧秩序中走出，通过理念建立新秩序的“自我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