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雞蛋炒韭黃——一色貨(顏色接近，比喻一路貨色)
2、 在师徒的结构性冲突中，祖师爷不仅仅是艺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它有时也是徒弟或晚辈艺人用来反抗师父或长辈艺人的“强武器”。吴桥的杂技艺人在遇到重大疑难问题时、掌班的行为超过规矩时、盘道双方艺人都不服时，众艺人或小辈艺人就会提出“悬祖”。先将祖师爷吕洞宾的神马请出，在祭拜后，所有的艺人对争议的难题都可发表意见，平常没有发言权的小字辈艺人此时也可以评点老辈艺人的不是，并进行罚赏。因此，当地艺人今天还流行着“艺人怕悬祖”之说。
3、 拜师、学艺、出师及后文的盘道所展现出的师父或长辈艺人的权威、优势都是以祖师爷信仰为根基的。祖师爷不仅不同程度地维系着行当的存在，它同时也赋予了师父所拥有的地位、权威、优势和对徒弟身心教化、支配的合法性。不论祖师爷附会到了哪位主流社会有头有脸的人身上，也不论在演出地和艺人家中摆放的是什么形制的祖师爷神马，他在街头艺人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和对街头艺人日常生活的规范、维护基本是通过师父表现和实践的。如果说祖师爷是远离世俗生活高高在上的神，那么他在街头艺人世俗生活中的中介、使者、化身就是威严的师父。作为神，祖师爷给一个行当在主流社会和街头艺人社会内部以生计和合法性；作为人，师父传衍的是该行当的所有知识，同时给徒弟以新的生机和徒弟生存的正当性。祖师爷与师父相互倚重，时而神时而人，神人一体，其共同根基又是徒弟对二者及二者所代表的规范的遵从。所以，大多不知身世的街头艺人对在主流社会有身份的祖师爷的膜拜，对师父的尊敬和孝道不仅仅是对儒家父权文化的遵循和片面模仿，也是主动追寻和认同的结果，师徒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了“师徒如父子”、“投师如投胎”等亲情化表述。
4、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5、邀，也是很好的字眼。前几天在嚷嚷着要“引销”，其实邀也是一种引，你即使有吸引人的东西，总得把人家邀请到面前来吧？比方你发现个古董文玩什么的，总要邀请一些文人墨客一起鉴赏吧？因此，“诚邀”二字打头，是一种态度。
6、 天桥街头艺人流动范围主要是在京津唐地区的城乡。在国民政府南迁之后，在日伪时期，迫于生计，不少艺人都前往济南的大观园、奉天的北市场卖艺。京城内，他们常流动于隆福寺、护国寺、白云观庙会，东安市场、西单市场、什刹海的荷花市场、厂甸，遍布京城的显贵的堂会，京郊的妙峰山庙会、”(髻山庙会，天桥的妓院、茶馆、杂耍园子等。在京城之外，天桥街头艺人与三不管流动尤其频繁，说唱艺人有“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的说法。对一个说唱艺人而言，一个艺人在天桥学成了，如果能得到天津人的认可，那么他才算是真正的有名了，回到北京后也就能立住脚跟了。在三不管成名的艺人也是急于到天桥一试身手的，新凤霞虽然在三不管已经有了名气，但她依然在1949年来到北京天桥，并一举成名。
7、 在天桥，艺人多是穷苦人，是否也能摆二三十桌或十数桌酒席是很令人怀疑的，这种情况可能更多地发生在街北京剧名角或声誉非常显赫的其他名艺人之徒出师时。但徒弟能否出师卖艺，不论在哪儿，师父都具有绝对权威。侯宝林最早是拜颜泽甫为师学戏的，后因外国人拍电影的事，颜泽甫与云里飞出现摩擦不合而出走北京，临行前他没忘记对云里飞说。我这徒弟没学满师，你别用他”。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把侯宝林又推回到生活的绝境，使侯宝林仍被天桥街头艺人这个边缘社会拒之门外，没有撂地卖艺的权利。相较而言，关学曾比侯宝林要幸运些，常德山因自己烧大烟(抽鸦片)乃至于无法教关学曾学艺，就亲自把关学曾转交给了石金荣。
8、 祖师爷是一个行当的成员愿意组成一个群体存在的理由所在，而非一个已经存在的行当觉得需要一个中央权威才制造出祖师爷来。因此，天桥的各个行当差不多都有其祖师爷。由于多数街头艺人都是穷途末路的无家可归者，而且他们经常四处流浪卖艺，他们的宗族观念和对祖先的膜拜也就十分淡漠，这就强化了祖师爷在街头艺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街头艺人始于学艺就接受的祖师爷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就代替了主流社会常人惯有的祖先崇拜，祖师爷也就成为街头艺人信仰生活的主体和该行当最终的旨归。祖师爷信仰在街头艺人生活中处处可见，家中、卖艺的地方都挂有祖师爷的神马，艺人在拜师、出师，艺人之间、行当之间出现纠纷，遇到困难时，被他人欺辱时，卖艺时，乃至于结婚时都要向祖师爷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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